一桥飞架南北(2)

长江大桥的筹建还一直牵动着中共中央、政务院高层。毛泽东主席曾三次莅临工地现场，从查勘大桥选址到桥身选用颜色，都一一过问，并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；周恩来总理则亲自审定大桥建设、施工以及美术方案等。所有待遇都是“国家级”。

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的桥梁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曾回忆道：“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，召集了最优秀的专家，调动了全国最先进的设备。”

1955年，国家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主任一职，委员则包含了当时国内行业精英，有桥梁建筑专家罗英、土木工程专家陶述曾、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、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张维、建筑学家梁思成等，阵容堪称“梦之队”。

为了更好地修成武汉长江大桥，铁道部还请来了苏联桥梁专家以提供技术指导。

苏联派遣了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，支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。当时的组长名为康斯坦丁·谢尔盖耶维奇·西林，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他为“西林”。

武汉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曾遇到了严重的困难——传统的气压沉箱法无法用于施工。

气压沉箱法曾是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桥墩施工方法，即在沉箱底部设置一个高气密性的工作室，通过气压自动调节装置防止地下水渗入，施工人员可以在无水的工作室内施工。但是，面对水深流急的长江，初步设计的气压沉箱桥墩建设基础方案根本行不通。

长江的地质情况复杂，岩面不平，且这种技术需要工人深入40米的江底作业，很容易因气压和水压变化而呼吸困难，甚至出现氮麻醉现象。更糟糕的是，在这种方案下，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 2 小时，工作效率有局限。

关键时刻，西林提出了世界桥梁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方案——大型管柱钻孔法。所谓大型管柱钻孔法，就是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，并在岩面上钻孔，在孔内灌注混凝土，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，然后在上面修筑承台及墩身。

为了保障新技术方法切实可用，两国技术人员紧密合作，前后实验一年多，共同将这个提议变为现实。

据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王昌骅回忆说，为达到最优效果，单为钻机选择钻头就前后更改了 8次方案。目前武汉长江大桥上共有8个厚实粗壮的正桥桥墩，除7号墩外，都是用管柱钻孔法修建而成的。当时，也正是因为这一世界最先进的施工工艺，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，结果提前2年完成。

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，也铸就了两国技术人员的友谊。现在，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四面纪念碑上，还可以看到铜字所铸西林等28名苏联专家的名字。

“攒尖顶亭式”桥头堡。

“25号方案”

在为武汉长江大桥挑选美术方案时，铁道部大桥工程局（现中铁大桥局）曾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。当时，共有25个方案入选，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展出，最终周恩来总理选中了性价比最高的第25号方案。

“25号方案”出自设计新人——唐寰澄之手。唐寰澄时年28岁，是茅以升所创立的中国桥梁公司武汉分公司的结构工程师，长江大桥设计方案是他首次参与美术设计。在苏联专家的鼓励和支持下，他将设计方案送审，排在全部方案的最后一位，即第25号。

当时苏联专家主张俄式建筑风格，但政务院对此提出异议，主张大桥外观设计应体现中国自己的风格。

为既体现民族风格，又具现代美感，唐寰澄舍弃了庞大繁复的结构，又分别融合了东西方视觉元素。在唐寰澄的设计里，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建筑设计借鉴了清代黄鹤楼“攒尖顶亭式”建筑风格，此外，桥头堡小格大窗的设计灵感来自西方教堂的铁艺花窗，并配合宫廷吊灯、庄严的大理石贴面，营造一种神圣美感。

1957年10月，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，大桥两岸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。

建成后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座公铁两用桥，主梁采用钢桁架形式，适合双层行驶。主桥共有8个桥墩，由三联连续梁桥组成，每联3孔，每孔128米。三座比例协调的连续梁桥串联起来统一和谐，主梁钢桁架均衡稳定，又形成交错的韵律增添动感。

中国人爱讲寓意，大桥两侧的护栏图案全部采用花、鸟、虫、鱼等具象动物和各类植物作为素材，表达各种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。

譬如“富贵万代”由牡丹花和蔓草卷组成,意为富贵多子；“喜鹊登梅”由两只喜鹊和众多梅花构成，则源于“喜鹊登梅,喜上眉(梅)梢”说法；而“梅花与鹿”中，五瓣梅花分别比喻“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”，鹿则借“陆”、“禄”之谐音，寓意六六大顺、高官厚禄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世界桥梁》 网址: http://www.sjqlzz.cn/qikandaodu/2021/0715/691.html